
这两天,联合国大会投票选出五个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。除了大家都知道的菲律宾落选了之外,曾六度出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德国唐山股票配资平台,也遭遇了滑铁卢,票数落后于葡萄牙和奥地利,黯然出局。
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计票结束后公开承认,这样的结果让他十分失落。而就在数日前,他还对前景颇为乐观,表示志在必得。然而,城破非一日之功,德国的失利是一系列原因综合导致的。

事后,德国先将败选的原因归咎为竞选周期的安排。瓦德富尔指出,德国于2019年才正式宣布参选,而奥地利早在十五年前便启动了相关竞选工作。
这个理由其实说得通,在联合国体系中,争夺席位往往需要依托长期的双边互动、发展援助承诺和多边议题上的相互支持,积累选票是一个极其漫长过程。提前七年布局已属不易,但在安理会竞选的时间表中仍为时过晚。
欧洲三国在竞选定位上的差异,同样影响了选票的最终归属。葡萄牙长期深耕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,与这些国家有着深厚的历史与语言纽带,在这些国家中积累了扎实的支持基础。
奥地利把自己定位为非北约成员,在日益阵营化的国际氛围中,为许多中小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必选边站队的中间选项。而德国近年来在多项国际议题上态度强硬,阵营倾向明显,使其在由中小国家主导的联大投票中逐渐失去号召力。
瓦德富尔也承认,俄罗斯针对德国展开了积极游说,利用德国作为乌克兰最大的军援国家的身份,在不愿卷入大国对抗的成员国中散布对立情绪。
然而将败选主要归咎于起步较晚或对手游说,终究是在回避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,在联合国中,真正决定选票归属的,往往在于一个国家所奉行的价值观与其他国家道义共识之间的距离。

若要说乌克兰问题使德国在部分国家眼中显得过于对抗,加沙冲突中的立场则是票仓损失的直接原因。瓦德富尔也承认,德国出于历史包袱对以色列的支持,很可能让其付出了代价。
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,德国在政治、军事与外交层面持续为以色列背书。但随着加沙人道主义危机不断恶化,平民伤亡持续增加,德国仍在向以色列输送军工产品,这在国际社会眼中是一种助纣为虐的行为。
德国长期是以色列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国,仅次于美国。冲突期间,德国累计发放逾4.85亿欧元的武器出口许可。加沙基础设施在这期间遭受了大规模破坏,德国的持续军售饱受国际批评。
2024年,尼加拉瓜向国际法院对德国提起诉讼,指控德国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涉嫌违反国际义务。诉讼周期十分漫长,预计在2030年才可能有结果,但德国作为一个长期以人权、法治与规则秩序标榜的国家,却面临着助长人道灾难的指控。无论最终裁决结果如何,这给很多国家留下了负面印象。
德国在国内同样压力重重。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联合多个巴勒斯坦人权组织发起多项诉讼,试图阻止政府发放武器出口许可。但其中一项却已遭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驳回。
联大代表们所看到的,是德国的言行不一,他们在公开场合呼吁保护平民与加强国际人道主义法,却暗地里持续向以色列输送武器,造成加沙地区严重人道主义危机。

德国在国际上的被动,一部分原因在于其国内政局的持续动荡。朔尔茨领导的执政联盟面临多重危机,缺乏议会多数支持,最终在2024年解体。
之后,保守派领导人默茨出任总理。然而默茨也并未得到广泛的支持,上个月的民调显示,仅14%的受访者对默茨的执政表现感到满意,而在3月的数据中,完全满意者仅占1%。这一数字在德国现代政治史上实属罕见。
经济持续低迷是不满情绪的重要来源。受伊朗周边紧张局势及全球供应链波动拖累,德国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削减了一半,企业商业预期降至近三年低点。默茨政府虽出台了多项法案,但效果甚微,难以重建公众信心。
最严重的还是德国在国内处理巴以问题的方式。自2023年10月以来,德国当局将反锡安主义与反犹太主义画上等号,并以此为由,动用警察、行政指令及司法手段对声援巴勒斯坦的和平抗议加以压制。
压制并不局限于街头,在文化与学术领域,德国也对那些同情加沙的人士严格审查。
哲学家南希·弗雷泽被科隆大学撤销了教授席位,作家玛莎·格森的颁奖典礼遭主要赞助方强行取消,讲述以色列驱逐巴勒斯坦人并拆除巴方房屋的纪录片《唯一的家园》的导演遭到德国政界人士公开攻击。
德国当局还援引移民与庇护法规,对参与声援活动的外国公民发出驱逐令。
一个标榜民主、法治与人权的国家,却在国内对那些同情巴勒斯坦的人士严加管控。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见证了这一切之后,自然会对德国试图在安理会扮演人权导师的意图有所抵触。
而这最直观的体现,就是德国在联大流失的选票。

而吉尔吉斯斯坦则首次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。吉方表示致力于推动争端的实质性解决,而非加剧阵营对立,这对中小国家颇具吸引力。
从德国的出局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入局中可以看出,在联大投票中,经济体量与阵营站队的吸引力越来越小。中小国家有自己的判断,越来越追求更为公平的话语权。
德国的意外落败,提醒着那些习惯于依仗传统资本优势与冷战思维的发达国家,他们惯用的这一套已经过时了。
联合国安理会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中枢神经,需要注入更多元、更理智、更具包容性的建设性力量。
唯有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、坚决摒弃双重标准、深入探寻各类争端的历史根源并积极推动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,才能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。
文|康陶 高校助理研究员唐山股票配资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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